宋鸿钊，妇产科专家。毕生致力于妇产科医疗、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是中国最早从事计划生育研究工作者之一。在宫内避孕器和口服避孕药研究方面作出贡献。在滋养细胞肿瘤研究方面也取得居国际领先地位的成就。
宋鸿钊，1915年8月13日出生于江苏苏州。祖上曾任清代康熙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其父中榜后曾任知县，后致仕，以儒医济世，50余岁病故，时宋鸿钊才方4岁，家道中落。宋鸿钊由母亲抚养成人，宋氏家教极严，兄弟8人，姐妹两人，多有成名者，宋鸿钊排行第七。其弟宋鸿锵是中国著名的药物化学家。1985年国家科委举行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兄弟二人在不同领域中分别受特等奖和一等奖，这也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一段佳话。苏州宋氏祖居有花园一所，系元代著名画家倪云林在堆砌苏州著名园林“狮子林”时利用剩余花石砌成。宋氏兄弟将此捐给国家，惜未整体保留下来。其中一幢精雕细刻的楠木花篮楼，现移筑苏州寒山寺，作招待外宾之用。部分假山石舫等作为扩充拙政园之用，均保留尚好。祖传康熙南巡图粉本(著名画家王翚所画)在“文化大革命”被抄走后，又被人盗走，经追回，现捐存南京博物院收藏。尚有古今《图书集成》一部抄走后散失，兄弟决定追回后亦将向国家捐献。
青年时代的宋鸿钊因耻于“东亚病夫”之讥，立志学医。1934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附中后即考入东吴大学医预科。1937年医预科毕业后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适值芦沟桥事变，因交通受阻，未克成行，便在东吴大学生物系续读，1938年毕业获理学士学位，同年方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校被迫停办，1942年转国立上海医学院红十字会医院完成临床实习，次年取得上海医学院毕业文凭，此后在上海、苏州等地工作。1948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复校，宋鸿钊即回院，由该校董事会补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委接管了协和医学院，宋鸿钊一直在该校妇产科工作，先后担任过总住院医师、助教、讲师、副教授等职，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教授、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同时是广州暨南大学、华西医科大学、西安医科大学三校名誉教授，深圳市人民医院、常州市妇产科医院、广州市妇女保健院及计划生育和围产研究所以及济南市妇女保健院顾问，中华妇产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妇产科杂志》主编。1985年和1994年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1994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院士。
中国计划生育科学的开拓者之一。1953年宋鸿钊积极提倡并亲自进行了计划生育的科学研究工作，成为中国计划生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亲自编写的计划生育科学普及读物近10种，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近百篇。他受中央卫生部的委托，编写了中国第一本计划生育教材《避孕指导手册》。在研究方面，除担任卫生部委托的许多避孕药具的鉴定工作外，还与北京市妇产医院王大婉教授合作，制成金属塑料混合避孕环，该环试用效果良好，被称为“北京型宫内节育器”。为减少口服避孕药的副作用，宋鸿钊又率先组织全国性的减少剂量的研究，发现剂量减少至国外用量的四分之一，仍可保持良好的避孕效果。这一剂量后来成为中国口服避孕药的标准用量。他曾担任中华医学会、北京市和卫生部等各级计划生育指导委员会的委员兼秘书，并被聘为国家科委计划生育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等。他还参加了1956年和1963年由中国科委领导的两次全国妇产科和计划生育科研规划的制定与修定，并担任卫生部妇产科与计划生育两个专题委员会的秘书。
对滋养叶细胞肿瘤的研究 在研究计划生育的同时，宋鸿钊注意到绒毛膜癌对中国妇女的危害。绒毛膜上皮癌(绒癌)是一种恶性程度极高的，从胎盘组织滋养细胞变成的肿瘤，故又名“恶性滋养叶细胞肿瘤”。常发生于正常分娩、流产或葡萄胎后，在黄种人中发病率远高于白种人，对中国及东南亚妇女威胁较大。此病特点是很早就可以通过血液循环扩散到全身，病情发展很快，而一旦转移，绝大多数病人均在半年内死亡，故本病被公认为最凶险的不治之症之一。宋鸿钊及其同仁30多年坚持不懈地努力，创造出了大剂量多途径用药的有效疗法，使大部分病人得到根治。
1949年他们沿用国际上通用的方法——切除子宫来治疗绒癌，效果极差，仅少数尚无转移的病人有希望存活。这一阶段宋鸿钊观察了这种肿瘤的病理特点，并建立了一套诊断方法和诊断标准。他曾试用几种药物治疗这一肿瘤，但毫无效果。1955年宋鸿钊在研究避孕药物时发现有些中、西药物引起流产的原因是它们强烈破坏组成胎盘的滋养叶细胞的生长。但由于毒副作用大，不宜用作避孕药物。但绒癌正是由滋养叶细胞恶变而成的，是否可以用它们来治疗绒癌呢？开始他试用一些中草药，证明它们虽有一定作用但不持久，乃改用当时治疗急性白血病的毒性很大的化疗药物6-巯基嘌呤(6-MP)。此药可使白血病病人存活期延长，对胎盘组织又有较强的破坏作用。试用的结果令人失望，几个病人还未完成一个疗程就都死亡。但他在争取到的一例尸检中发现病人体内的瘤组织确已出现大片坏死。宋鸿钊感到6-MP对绒癌的杀伤力是可以肯定的，但当时通用的“安全的”常规给药方法剂量小，疗程长，而绒癌病程发展迅猛，病人来不及等到药物充分发挥作用，即已死亡。要克服这一矛盾，显然只有加大剂量，缩短疗程。宋鸿钊坚决而谨慎地开始加大剂量的治疗试验。当剂量加大到常用量的一倍时，果然出现了明显的疗效，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例已有肺转移的绒癌病人治愈出院了，以后又经反复试用，找到了最合适的剂量与疗程，又有许多病人治愈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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